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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认为孔子易学属于后天易学，且来自于伏羲易学，他曾在《观物内篇》中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

对于社会来说，是群体秩序的保障，即人伦之道的保障，从而也是所有人的自由的保障，故孔子说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16]，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117]。[123] 这是非常精当的解释：忠是对自己的态度。

另一方面遵从正义的社会规范，即克己。前者如一棵树离开森林也可以存在，后者如一片叶子离开树就不能存活。假如没有他者之爱，就不可能尊重他者的自由，最终就会在原则上否定自我的自由。例如人固有一死[⑩]，不存在不死的自由选项。[124]《论语注疏·卫灵公》，《十三经注疏》，第2518页。

[85]《论语注疏·八佾》，《十三经注疏》，第2467页。天下有道则见，吾道则隐[91]。这个失败不仅有理学难以逾越的君主制度这个最高的障碍，同时也有理学本身的局限。

24以往学者一般认为，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是一脉相承的，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历史联系。四、如何评价理学 理学是宋代儒学的主体，也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峰。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新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这些人都是时代之精英，一时之人选，而范仲淹为其核心。

7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漆先生的观点是，范仲淹是宋学创立阶段的带头人,但就宋学的整体发展来看，还是王安石的作用更为重要。而这又是理学研究所不能接受的。

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有必要指出的是，蒙先生将范仲淹、欧阳修甚至司马光等人都算作理学家，但他在谈及理学兴起这一阶段的时候，却没有提及王安石。23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0页。这样看来，范仲淹不仅影响了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宋初儒学复兴时期的重要儒家学者，尤其是对于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家也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李存山认为，如果按照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出‘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道学的发展则是在现实的刺激之下偏离了这一目标。2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7页。而范仲淹正好于景祐四年徙知润州，宝元元年(1038)冬十一月徙知越州。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思想史的宋学研究，依然侧重于历史的发展，通过王安石的地位和影响、北宋时期新学和理学的对比等，重视从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宋学的开端，从历史的对比中把握宋学精神的最高体现。

第二，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在他看来，熙宁新法以理财为急务，引起了士人集团的分化，激起了道学家对王霸、义利、理欲的严辨，这样就使得理学在南宋以后逐渐朝着内圣的方向发展。

29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169页。30李存山:《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见氏著:《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第324页。

4而一般哲学史、儒学史重点研究的理学，按照邓广铭的看法，北宋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张载、二程等人尽管在北宋后期也都收徒讲学，但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自然更不能说它对整个北宋一代产生过什么支配作用了。范仲淹不仅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而且也是宋学建立阶段的组织者和带头人,6但是，漆侠又根据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所写的《王安石传》中说的：(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既然确认了范仲淹宋学第一人的地位，就必须对王安石新学做出相应的评价。5邓广铭:《略谈宋学》,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130页。31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发展至理学已经是内圣强，外王弱,二者并不协调了。至于其中谈到的重视理财的主张，很多学者据此认为王安石在熙宁时期的改革措施早在嘉祐时期就已经有了，以此来说明王安石思想前后的一贯性，但李存山指出，理财思想只是万言书中的枝节问题，并非他向仁宗坦言的主旨。

12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由此可见，三先生以及李觏都曾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

而漆侠的研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周敦颐。27李存山之所以重视范仲淹，正是在他介入史学的宋学研究之后，从哲学史的视角而为宋学提供的新答案。

与新学相比较，二程洛学在北宋时期只在民间传播，且影响不大。第一，从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上说，《宋元学案》列于宋代儒学开创地位的三先生,曾先后游于范仲淹之门，受过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

在宋人的记载当中，也找不到周敦颐与其同时代的主要学人互相商讨、切磋学术问题的痕迹,这样，通过溯源周敦颐思想的源与流，邓广铭认为，周敦颐在其时代的儒家学派当中，是根本不曾占有什么地位的。李存山不仅在宋学研究中表彰范仲淹，同时也指出，理学史上范仲淹的地位被周敦颐所遮蔽了，以至于至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范仲淹不受重视，这一现象也是需要反省的。邓广铭先生考证了周敦颐的学术师承，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和《通书》,都是他本人深造自得的著作，而决非受之于穆修的。从北宋儒学发展的整体进展来看，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看，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

这里的理学其实也相当于宋代复兴的新儒学，也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宋学。当然，他也指出：司马光等旧党在与王安石的新党争论时亦有其缺陷，即他们受义利之辨的束缚，又受王安石新党的‘挑激,而讳言财利，没有向宋神宗陈明如何解决国家的财用问题。

宋学研究者认为理学是宋学的衰落也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通过这样的分析、考证，就更加有力地坐实了范仲淹是宋学第一人的地位。

一、思想史视域下的宋学第一人 邓广铭一生研究王安石，对王安石及熙宁新法评价颇高。理学的气质是在同现实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李存山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李存山认为，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和评价，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12在后来新版的绪论中，蒙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北宋初年的儒学运动，是以‘庆历新政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宋学研究，围绕宋学第一人展开的争论，典型地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宋代儒学以及理学的不同态度。

后来当王安石调到朝廷任职之后，正是在神宗以理财为急务的旨意影响之下，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才从以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为先，逐渐俯就、迎合神宗以理财为急务的看法了。程颐对胡瑗敬礼备至，非安定先生不称。

由此看来，思想史的宋学研究和哲学史的宋学研究，在跳出传统道学的叙事模式之后，关于宋学第一人的判断，有尊王还是尊范两种不同意见。李存山指出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之间的不同，王安石思想前后的转变，这对于全面理解北宋儒学的发展，北宋儒学的精神实质，以及如何评价之后兴起的理学的地位等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范仲淹的激励孙复，延聘和推荐胡瑗，宋初三先生是没有后来的学术地位的。从宋学精神这个角度来看，李认为范仲淹是宋学精神的开创者，而邓则认为王安石是宋学精神的最高体现者。